IT沙龙 网络时代我们如何做学问
IT沙龙 网络时代我们如何做学问
主持人 杨 谷
主持人语：信息网络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学术研究手段。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粗制滥造甚至违反学术道德的论文也屡见不鲜。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网络时代的学术研究？4月30日，光明日报邀请了中央党校研究室调研处处长辛鸣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教研室主任周小普教授、百度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建国对这些话题进行了研讨。
周小普
辛鸣
刘建国
●仅凭道德约束很难彻底制止网上抄袭行为
●网上论文脚注八成左右有错误
●光明网论文发表交流中心创意很好
●网上马克思主义信息需要加强
文、史、哲研究离网络并不远
主持人：一般人往往认为，文、史、哲研究离网络很远。前几天，著名理论家李忠杰教授到光明日报作学术报告，讲到他常常上网，上网对学术研究帮助很大。3位嘉宾都与网络打过多年的交道了，请谈谈你们在学术研究中使用网络的感受。
辛鸣：我是从1998年以后开始使用互联网的。使用网络后，以前需要用手抄的资料，需要东跑西颠的去图书馆检索的资料，现在可以从网上整篇整段地复制过来，减少了很多重复性的劳动。毫无疑问，网络为学术研究带来了更快捷、更方便的获取信息的手段，提高了学术研究的效率。
周小普：我的工作是“老三界”——理论界、新闻界、教育界的结合之处，以往的研究方式比较原始，有了网络之后，研究、交流的路子宽多了。例如由于教学工作的需要，我自己录了很多的新闻节目录像带，有了网络，很多音像资料都可以从网上获得，方便多了，特别是当节目播出当时没有录到时，只要该媒体网上挂有节目，就可以事后得到。我已经因此多次受益。我有一个学生，研究了三年中播出的央视《新闻调查》节目，都是在网上得到的。而文本资料的获得网上的优势就更大了。
刘建国：我原先在北京大学从事计算机研究，可以说，没有网络几乎不可能开展有水平的计算机科研。IT方面的研究像IT整个行业的发展一样非常快，只有借重互联网才能跟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向。
周小普：我参加过几次央视国际网站组织的网上研讨直播，每次通过网络参与的在线人数都在5000人次以上，讨论热烈、意见多元，很有启发，十分有趣。如果我们的学术研讨能多采取这种方式，效果一定会很好。网络把很多以前不能在一起讨论、交流的五湖四海的人都“网罗”到了一起，扩大了专业研讨的范围，扩大了参与程度，能同时有利于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刘建国：网络时代的信息不仅仅是文本的，还是多媒体的，百度网站上开设了图片、MP3搜索，很受欢迎。
辛鸣：在网络时代，学术成果的表现形式也在多样化了。最近我参加了一次农村调查，调查成果除了写成研究报告之外，还汇编成电子演示文档和DV（数字录像片），通过农村远程教育网络传播出去。使得我们对学术研究的成果能多层次的利用，学术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网上搜索有技巧
主持人：网络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就像一座金矿，但沙子也不少，“沙里淘金”需要有技巧。在网上搜索资料的人估计都用过搜索引擎。但我发现，搜索引擎的质量差异很大。比如，新浪、搜狐网上的搜索引擎就很不好用。
刘建国：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古格（Google）有40多亿个网页的信息，其中大部分是英文网页，中文网页只有1亿多个，百度网站有3亿多个中文网页的信息，目前是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用户使用量非常大。确实搜索引擎的质量差异很大，只有像百度这样专一做搜索引擎的搜索门户才能不断地提高搜索质量。
周小普：我是从学生那里听说的百度网，说到它的种种优势，可见现在的网上搜索技巧几乎都是靠“口口相传”得到的，这简直是对网络时代的反讽。
刘建国：网上有很多内容重复的网页，搜索引擎需要把它们识别出来。搜索引擎还必须识破一些网站的“作弊”行为。现在还有的网站，为了提高被搜索引擎索引的几率，就有意识地将一些热门的关键字放在网页中，其实网页跟这些关键字什么关系也没有。3亿多个网页已经超出了人工管理的极限，所以这些工作都是由计算机自动完成的。
主持人：我觉得网上的搜索引擎再怎么做，也不可能成为每个研究领域的专家。
辛鸣：网络就是一个工具，工具不能代替思考，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搜索。
刘建国：我们的搜索引擎其实有更多的“智能”，成为一个能够做复杂工作的搜索工具。搜索引擎要尽可能全面及时地搜集资料，同时要理解信息、按相关度给网页排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涉及的技术非常多。我们百度也在不断地努力，力争使搜索引擎具有更多的智能，而不是提供简单的搜索。
周小普：我认为网络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多好处，但也有不少的困扰。比如当你输入一个关键词到某网站去搜索，常常会有成百甚至数千条相关资料出来，它们是一天甚至更长时间的阅读量，而且还很难找到针对性很强的资料，特别是在时间很有限的时候，成了使用的障碍。在这种时候我会尝试不断调整关键词以强化搜索资料的可用性，但也常常不尽如人意，网上搜索有时简直就像是大海捞针，还不如看专业杂志的效率高。所以有时不得不选择放弃。
刘建国：古格网站因为重点不在中文搜索上，所以有时搜索中文效果不太理想。希望下次能试试百度，我们的网址是www.baidu.com。
主持人：能不能介绍一点搜索的技巧，让学者们不用再从成千上万个搜索结果中大海捞针？
刘建国：向搜索引擎提出问题的方法很重要，应该选择合适的关键字或关键字组合，此外，一些小技巧也很有用，例如，搜索“制度经济”的著作，如果加上书名号，效果会好很多。另外要善于运用语法如“与”、“或”、“非”、引号、在某个网站内检索、在标题内搜索等等。实际上很多信息在互联网上都有，有时就看你会不会找。这方面我们今后会做一些宣传普及工作。
为做研究从网上买信息
辛鸣：我经常收到一些研究部门和信息公司提供的信息汇编之类的东西。比如说最近的一期，汇编了当前经济过热现象中，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各地方政府与企业相应对策的信息。我也许对这一问题以前没有研究，但看了这些资料后，基本情况就大致都有了。你如果想研究，只要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这些信息都是从报纸或网站上摘抄下来的。每期5到10元不等，我觉得可以接受。在网上，我们能不能花钱“定制”所需的信息呢？
主持人：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信息服务，我想搞学术研究的人愿意为此付费，这也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产业。
周小普：基于快速的信息沟通，网络给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十分易得的“巨人的肩膀”，提供了助人成功的更大可能。但并非所有的资料都是一样质量的，你只有具备了相应的知识、才智，才能很好辨别、利用它们，让它为你服务。否则在一些不那么具备专业素质的人那里，网上信息的以讹传讹会使很多新入门的人步入歧途。这也就是说对网上信息要有很好的辨别能力，“批判”地利用。
辛鸣：我之所以重视信息汇集工作，是因为过去学术研究的整个流程都靠研究者一个人完成，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有很多浪费在重复性的劳动和收集资料这些非研究行为上。现在到了网络时代，完全可以分工，把资料整理的工作交给第三方，这反而更加凸现了学术研究的核心价值——创新。学术研究最有价值的就是思想的创新，理念的创新，资料可以花钱去买。就像做菜一样，菜市场上的菜是一样的，但不同的厨师能够烹制出不同的菜肴。
周小普：据说发达国家的社科研究经费与科技研究基金都达到很高的数额，这主要是由于研究资料的购买费用支出大。过去搞研究要大家手工一点点收集资料，既少也不可能太专业。现在我国出现了不少专业机构，负责专业调查或是资料收集，一些机构出售的资料也开始变得昂贵起来，如惠聪公司卖的媒体调查资料。我们的研究现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于这种专业信息的收集了。我国在社科研究经费方面虽然已有了部分的调整，但经费仍然严重不足，与科技研究的经费根本不能同日而语。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质量。
刘建国：从商业模式来看，网站如果采取这种收费模式恐怕行不通。我们希望为学术研究免费提供服务，而用商业性（如搜索商品、产品和服务）的搜索养活自己。当然进行信息再加工也是一个好主意。
主持人：这种不计回报的工作能够维持多久？
辛鸣：他是以商业为目的，捎带着为学术研究的人提供了便利。
主持人：看来学者们是在搭搜索引擎的便车了？
刘建国：我们不完全是为了商业目的，百度所做的工作，是为人们寻找、获取网上信息提供便利，是在互联网信息的海洋中为人们导航。不管网民是寻找学术资料，还是寻找产品，我们都要很好的满足。实际上，非商业的查找要占整个搜索的80%左右，但是剩余的20%的商业性搜索已经足以支撑我们发展了。
网络带来了抄袭现象的泛滥
主持人：近一段时期，高校学生毕业论文的抄袭现象很常见，甚至有人提出，如果这样再下去，学生们没有必要做毕业论文了。
辛鸣：其实，论文抄袭的情况在前网络时代也一直都有。不可否认，论文抄袭的泛滥与网络的普及有很大关系，网络为抄袭行为提供了很便捷的手段。
周小普：我遇到过这样一个学生，他的毕业论文是抄袭别人的文章，我在辅导他时并不知道这一点。我给他的论文多次提出修改意见，但他都没有改，所以印象深刻。他勉强毕业后，有一天我在相关数据库中搜索，结果发现了一篇内容完全相同的文章，但作者是另外一个人，时间比他完成时间要早两年，显然只可能是这个学生抄袭人家。
主持人：全文抄袭的情况是比较“笨”的做法，更多的时候是“掐头去尾”，这种情况下怎么认定人家是抄袭的？
辛鸣：按照有关规定，300字原封不动地照搬可以判定为抄袭。但如果人家换一换文章的主、谓、宾，按照规定就不叫抄袭了。
周小普：难怪有搞重译书的书商，让“译者”抄的时候1000个字里面至少要改换3个字。一般，我判断是不是抄袭，是看文章的虚词，文章的实词必然要雷同，但每个人用虚词都有自己的习惯。也有一些抄得很巧妙的。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本科生的毕业答辩，发现他的论文跟我的一篇论文的学术观点很相似。我当时很感兴趣，以为找到了一个学术上的同道。答辩时，那个学生主动承认，他的论文是根据我的那篇文章改写的。他改写得很巧，如果不是他主动承认，我都不敢肯定他的文章是来自于我的。但是他恰恰没有注明我这篇文章是他的参考文献，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但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刘建国：ICP的本意是“互联网内容提供者”（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现在因为抄袭严重，成了“互联网复制与粘贴”（Internet Copy and Paste）的代名词。
主持人：那么如何遏制网络时代这种正在泛滥的抄袭行为呢？
周小普：道德的自我约束不能解决抄袭的问题，我国应该建立一种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一种有效的奖惩机制，特别是惩罚机制，来保证科研的独创性。就像银行建立组织、个人的信贷“诚信档案”一样，科研工作也应该有它特有的“诚信档案”，管理应该严格。应该鼓励对这种不法侵害的举报和曝光。相关主管部门如教育部门应该有制度性干预，如对毕业论文的抄袭行为制订终身追溯制，一旦发现即予处分，这样会有力地打击这种不法行为，净化科研领域。
辛鸣：我对那些抄袭的学生表示同情。由于现代社会生存方式的多样化，我们这些搞学问的人认为是学问的一些东西，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这么认为。现在，学位只是学生的谋生资本之一，毕业论文是他获取学位的“台阶”，过了这个“台阶”，就不再需要我们所说的那些“学问”了。所以我们应该反省，该不该要求学生做那些没有用的“学问”，或者更进一步追问一句，为什么我们所谓的一些“学问”离社会现实需要越来越远呢？
周小普：我不同意，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学者、明天的社会管理者，一旦放松要求会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过去有人抄袭，是属于漏网的小鱼，现在到了网络时代，很多“大鱼”都漏过去了，致使社会风气很不正常。一位大学教授抄袭了国外的相关著作，很多人还对他抱以同情，理由是比他更甚的可能还没有受到处分。这只能说管理不够，应该加强，而不能说管理是不必要的。
辛鸣：当然，我并不是纵容抄袭这种学术腐败现象。在网络时代，我们要更加注重学术品德，力戒浮躁，力戒“拿来”，这才更加显出学术研究的价值光辉。杜绝学术腐败要以学者们发自内心的自律为基础，兼以必要的制度安排来解决。
网络改变了学术交流
主持人：我们知道学术交流对于提高学术研究水平非常重要，在以往，学者们常常是通过学术会议、书信、电话进行交流。现在既然网上很容易就能够搜索到别人的论文，那么学者之间的交流，包括电子邮件形式或面对面的交流，还像以往的学术交流那么重要吗？
辛鸣：论文是凝固了的思想，代替不了面对面的、即时性的、互动式的思想交锋和碰撞。
周小普：学术交流很重要。我们虽然有一些专业性的社会团体，但彼此联系仍然很少，没有一种常规的交流机制，沟通仍然是很不方便，基本上停留在“以文会友”或是个人交流的层面上。所以网络是很好的平台，自发性的交流效果很好，信息和意见的沟通都更方便和充分了。
刘建国：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具有直截了当和直中要害的特点，不可能被网络完全代替。IT研究中，很多论文写得很复杂，一大堆数学公式，实际上核心思想很简单、很直观，当面交流的效率更高。
辛鸣：我们做学问有两个目的，一是把学问做出来，二是让别人知道，而不是把学问“养在深闺”。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能够发表一篇论文是很荣耀的事情。有了网络，只要想说，就可以说出来。有一些专家还有了自己的个人网站，不仅登载已经在纸媒体上发表过的论文，而且还把一些未定稿、争鸣稿也放在上面。这种个人网站在一定的小圈子里影响也很大。
周小普：过去，在报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如果有见解就会有影响，会有人提供反馈意见。现在，我感觉一些更有价值的声音很容易被网上众多的信息淹没了。另外在一些普通的电子论坛上，有时很难进行学术交流，找到对等水平的同道中人好象常常并不容易。
刘建国：百度的搜索引擎提供了一个特有的功能“贴吧”，它可以对每一个搜索词建立讨论区，供有共同兴趣的人交流思想。比如，你在百度网站上搜索了一个词“制度经济”，我们就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使得搜索过这个词的人之间进行沟通，因为范围聚焦，所以更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交流。这也许能部分解决周教授的问题。
辛鸣：这会不会泄露搜索者的个人隐私呢？
刘建国：不会。你可以在“贴吧”中留下自己的观点，也可以留下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或其他通讯方式，对你的留言感兴趣的人会跟你联系。
主持人：看来，这个“贴吧”的作用有点像一块“电子黑板”。
辛鸣：网络对学术交流的方式改变很大。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段时间内，有相当多的经济学者通过把国外的研究综述式地介绍到国内来，以一种简单的“拿来主义”就可以成名成家。
主持人：例如，在制度经济学领域，这种介绍性的文章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很流行。
辛鸣：但到了2000年以后，似乎是不约而同地，没有人再这么做了。因为有了网络，通过网络，我们可以基本同步地搜索到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写简单的介绍性文章，一是显不出学术水平，二是万一出现翻译错误，还有可能被人笑话。
网上学术权威何处寻
主持人：不管怎么说，学术研究已经离不开网络了。可是，在网上，权威的声音往往很难找。
辛鸣：网上的信息量很大、很新，但并不全面，也很难说权威，甚至连准确性都成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我在网上发现很多文章都引用了同一句话，“一个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说是邓小平同志说过的。这么多的人都引用了，应该不会错了吧？我多了一个心眼，还是去看看原文吧。结果一查，原文是“一个革命政党”，而不是“一个政党”。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网上论文的脚注80%左右是错误的。所以，我有两条建议，对于网上的信息，一要善于取舍，二要善于综合。这正是考验一个学者学术功底的地方。如果有的问题你本来就没有深思熟虑，再根据网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见解作出结论，就很容易形成错误的观点。
周小普：在网上，搜索出来的信息常常并不是按重要程度排序的，所以往往看了几十条信息还没有找到最新、最权威的。而且一些最重要的新的见解并不能很及时地被吸收到网络中去，这也会降低网络的效能。对于低年级的学生，判断能力更是个问题。在自己专业有多年经验的人，有相当的判断力。可是，新进入这个领域的人们却会缺少这种能力。
辛鸣：我怀念过去做毕业论文的日子，到北大图书馆查资料，因为那儿资料最全。能进图书馆的书必然是有一定权威的，那时候，看一个人研究的深浅 ，是看检索了多少资料，记了多少读书笔记。
周小普：过去，学术论文的出口很少，传统媒体肩负着“看门人”的角色，能够刊登出来的，可以说很多是好的作品。现在，有时候在网上搜索一天，得到的有效、有用信息少得可怜。现在为了在网上寻找权威的资料，有时在精力上比以往付出的反而更多。所以科研常常还是要借助专业期刊、阅览室。要解决信息权威评价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我注意到了光明日报的光明网最近开办了论文发表交流中心，这个创意就很好。
辛鸣：搜索引擎也不可靠。在网站上搜索出来的党建研究权威的论文，与普通人在电子论坛上的帖子排在一起，甚至还会远远排在这些帖子的后面。
刘建国：搜索引擎确实存在优化的空间，例如如何区分权威性方面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但是一方面搜索引擎要努力把那些权威的、质量高的网页找出来排在前面，另一方面，高质量的信息要上网，如果高质量的信息在网络上不存在，搜索引擎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媒体要更加重视互联网，在网络上要有与其地位相称的声音。这个互联网资源问题目前在我们国家还是比较严重的，信息产业部目前正在想方设法解决，但需要时间。
周小普：搜索引擎是不是根据访问人数的多少来确定文章的排序。如果是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一些热门的帖子可能看的人很多，却没有什么权威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叫座不叫好”。可能网络要和传统媒体有一个整合、联手过程，有效利用“老权威”，将其经验运用起来，携手打造出新的权威。如果能实现肯定会大大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发展。
主持人：能不能在搜索引擎中采取什么技术措施改进一下？
刘建国：搜索引擎有一套复杂的算法确定网页在搜索结果中的排名，但主要有两个因素：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和网页本身的内容。前者主要反映文章的权威性。有时权威的网页不注意自己的表现形式以及和其他网页的关系，或者很多网页不在文中引用权威网页的网址，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在搜索引擎上的排名。我们也正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希望很快能够有所突破。
辛鸣：当我们感叹网络上各种信息大爆炸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就是在网络上关于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方面的信息还是相对薄弱，甚至很不成比例。似乎马克思主义与网络相距较远，甚至还有人得出“网络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荒谬结论。其实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现代科学进步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说过，科学发展中的每一个新发现，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应该拒绝网络这项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发明。我认为，有关部门应该下力气扶持，让马克思主义在网络上占据其应有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引导功能。
（注：此版本为全本，发表在5月12日光明日报上的文章陷于篇幅，有删节。
